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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版图西部地区空白

发布时间:2019/3/15 17:05:07

《重庆报告》被南湖革命纪念馆确认为中共一大会议文件——
填补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版图西部地区空白

■  区委党史研究室  曾佑华
 
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一周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
 
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是2005年由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抓的重大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06年6月28日,习近平同志亲自为南湖革命纪念馆奠基。2017年10月31日,在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后,习近平指出:“从纪念馆奠基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想着落成后要来看一看,今天如愿以偿了,确实深受教育和鼓舞。”“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面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
 
《重庆报告》第一次正式公开展出
 
南湖革命纪念馆新馆陈列分《开天辟地》和《光辉历程》两大主题,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共产党成立和90多年建设发展历程,展出实物、档案史料8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展馆“中共一大会议”展区,详细展现了一大会议地点、会场照片、13名正式代表照片、每天的会议议程、会议文件等等。特别是在会议第一天议程和会场展板下方的玻璃展柜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以下简称《重庆报告》)同北京、广州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一起,第一次正式作为一大会议文件向社会公众展出。
 
珍贵档案的来历
 
受历史原因影响,中国共产党没有留下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档案。《重庆报告》源于苏联保存的原共产国际档案。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共产国际的这一部分档案保存在苏联的中央档案馆。后应中共中央的要求,苏联把一部分档案移交给中共中央。1956年9月由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从莫斯科带回国。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移交了包括中共一大主要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北京、广州、重庆三个地方共产主义组织报告的俄文译稿,以及由英文译稿转译成中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这批档案作为党内的重要机密,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重庆报告》的主要内容
 
重庆市巴南区的前身是历史悠久的四川省巴县。辛亥革命前,巴县隶属重庆府;辛亥革命后,取消重庆府,保留巴县,县治所在今天的重庆市渝中区下半城老鼓楼街。
 
《重庆报告》披露,“再加上丝厂和毛加工作坊的罢工(这种罢工使得一些工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有必要把我们的研究会改组为更有权威的组织。于是,在一九二○年三月十二日我们的组织在重庆正式成立了。”之前党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于1920年8月成立于上海,但重庆组织在1920年3月12日就明确宣布自己为共产主义组织了。
 
《重庆报告》称,1920年3月12日,“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在巴县重庆成立。组织机构包括书记处和宣传、财务、出版三部,在川西、川西南、川东南、川北和川东都建立了支部。报告显示,当时四川省共有5个共产主义组织,分布在成都、叙府(宜宾)、雅州(雅安)、顺庆(南充)和重庆,而重庆是这个组织“总的组织”“正式组织”。《重庆报告》是“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4位负责人给当时正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一份报告。全文分为7个部分:四川的最近历史,我们组织的任务、历史、机构、成员人数、运动和组织的发展。
 
《重庆报告》向我们描述了僻处西南的巴县重庆,建立了一个比北京、上海、广东等中共早期组织还早的共产主义组织。《重庆报告》证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最早在巴县重庆成立。
 
历时60年确认《重庆报告》真实性
 
在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移交的这批档案中,北京、广州共产主义组织报告的研究比较顺利,但《重庆报告》却迷雾笼罩。这主要是因为《重庆报告》是俄文译稿,没有作者,没有收发机关、收发文时间,整个报告中没有具体、真实人名,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没有重庆、巴县、四川代表,以及时间久远、空间地域巨变、档案文献资料和亲历者极少,研究工作困难重重,被党史学界称为中共党史的“哥德巴赫猜想”。
 
为了考证这批档案的真实性,中央档案馆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的帮助下,将这批俄文稿译成中文,于1958年陆续刊登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内部刊物《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六、十号上,送请中央领导同志审查。
 
1958年6月,毛泽东主席审阅《党史资料汇报》中《中国共产党宣言》后,作出批示:“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毛泽东的批示,间接证明了这批由共产国际保存、从苏联带回来的档案的真实性。
 
1959年8月5日,中央档案馆把关于“一大”的三个译稿文件送给董必武同志鉴定。9月5日,董必武亲笔复函:“我看了你们送来的《党史资料汇报》所载:《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这表明,作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亲历者,董必武认可了这三件中共“一大”档案的真实性。
 
毛泽东、董必武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等3份档案的鉴定,证明了档案的真实性,同时也间接证明了包括北京、广州、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报告在内的这一批档案的真实性。正因如此,1961年,中央档案馆又把《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报告》和《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译成中文。1982年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为题,内部出版了这批档案。由此,《重庆报告》与北京、广州共产主义组织报告一起成为“中共一大档案”的一部分。
 
2011年3月,经中央档案馆授权同意,在《光明日报》《重庆日报》《红岩春秋》同时公开发表《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2011年3月12日,《重庆日报》以《91年前的今天,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诞生》为题进行专题宣传报道,引起轰动。2011年7月27日,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召开“中国共产党创建与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学术研讨会”,对《重庆报告》及其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真实性、历史价值、重要意义等进行研讨,形成共识。
 
《重庆报告》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重庆报告》内容逐渐披露,党史界、史学界对其持续研究,其价值、作用、历史意义逐渐被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认同、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原副主任李蓉指出:“《重庆报告》入列南湖革命纪念馆展览,让普通观众第一次看到了这份珍贵档案的真实面目。”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捷说:“《重庆报告》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史和早期组织史的珍贵史料,使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及其规律有了更深入认识。”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周勇说:“《重庆报告》入列中共一大议程,进一步确认了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共产主义组织,特别是肯定了重庆组织与中共一大直接相连,填补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版图西部地区空白。”
 
《重庆报告》对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历史、历程及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组织,这一新的时间证据丰富和完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史。以前党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始建于上海,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了上海的共产党组织。1920年10月,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1920年冬,毛泽东等人在长沙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春,陈独秀等人在广州组建广州共产党。因此,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案卷认为,上海共产主义组织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
 
我们从《重庆报告》的内容中,不难发现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有档案资料证实其存在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1920年3月12日,在巴县成立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就成为了中国迄今所见成立时间最早的一个早期共产主义组织。
 
二是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经济社会相对贫穷落后和交通信息相对闭塞的巴县重庆,这一新的空间证据丰富和完善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史。在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共创建史上有著名的“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相约建党”之说。主要是指建党时期陈独秀在上海、广东,李大钊在北京,共同从事着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重庆报告》的公开面世,以确凿无疑的事实对传统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有了新的拓展:即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既有“南陈北李”及由北而南,集中于东部沿海经济社会相对发达、思想相对活跃、信息相对开放的区域性特征,还有另一种路径——四川重庆的自发性内陆发展的区域性特征。
 
三是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成立具有独立、自发、创新性,这一新的创新证据丰富和完善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史。1920年3月12日在巴县成立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更没有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资助,也没有与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取得直接联系的情况下,在经济社会相对不发达、思想相对保守、信息相对闭塞的巴县重庆自发地、独立地成立,它的组织架构、区域布局、远景目标等都和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十分相似。这就有力地表明,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独立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并独立、自主地创建共产主义组织,进行社会革命。
 
 
编/张英 核/朱琳 审/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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